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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勇怀童庆炳:乡愁、怀旧与“物以情观”

2017-06-18 11:40:28 来源:凤凰文化 繁体中文 关闭 收藏 打印 复制

于是,童老师的怀旧依然是怀旧,但他怀成了文学之旧;童老师的还乡也依然是还乡,但他还到了审美之乡。而无论是文学之旧还是审美之乡,又都关联着他的童年经验和乡村记忆,这样,他就必须回家。

童庆炳先生

童庆炳先生是学者,也是作家,散文是其中晚年不断写作的一种文体。本文以随笔体展开,试图在更自由的状态下呈现童老师故乡散文系列的一个主题:因路程远和工作忙,他并不能常回家看看,但故乡一直是他朝思暮想的所在。中年之后,他也生出许多乡愁,开始怀旧,但故乡已在市场化的进程中变得面目全非,所怀之旧下落不明。因童老师认为,野人怀土与游子思乡与文学艺术的创作与接受异质同构,又因他也把自己的情感体验代入到其理论构想之中,于是通过回到《文心雕龙》,他终于在晚年发现了文学和审美的秘密——物以情观。何者支撑着这种学术层面的还乡之举?应该是他的文学还乡和审美型怀旧。而无论是哪种还乡与怀旧,它们又都与作者的最终选择(魂归故里)构成了一种意味深长的关系。谨以此文纪念童庆炳先生逝世两周年。本文首发作者赵勇老师的个人微信号“北师赵勇(bnu_zhaoyong)”,感谢赵老师授权凤凰文化发布。

乡愁、怀旧与物以情观——童庆炳先生散文写作的一个主题

文丨赵勇

《苦日子甜日子》

乘飞机坐火车,我总习惯于带一两本书上路。那一次带的是童庆炳老师的《苦日子甜日子》(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那是2015年9月30日上午,我与妻子乘高铁出行,计划先与几位童门弟子在榕城会合,然后走连城,赴莒溪,参加童老师的骨灰安葬仪式。莒溪是童老师的老家,生前我曾无数次听他谈起过家乡风景,家族故事,但我却从未去过那里。万没想到,首次的连城莒溪之行居然是因为丧葬,是为了传说中的入土为安。

我很感慨,打点行李时,便毫不犹豫地把童老师的这本散文随笔集塞进包中。我要复习一遍他笔下的故乡山水。

确实是复习。这本书是童老师于2001年2月送给我们几位弟子的,而获赠之后的那几天,我就大体上读过一遍。但或许是那时还年轻气盛着,那一遍我居然没读出太多滋味。依稀记得,读过之后我与师弟王珂还交换过看法。王珂成天把“我不狂谁狂”挂在嘴上,比我更年轻气盛,于是两人叽叽喳喳,嘁哩喀喳,把童老师的散文评点一番,议论一番,感叹一番,然后扬长而去。说实在话,我们当时都对他那种平铺直叙、土里土气的写法不甚满意,对他那种高调抒怀(如那篇后来广为流传的《我的“节日”》)也大皱其眉。当然,这都属于“妄议”,只敢悄悄地说,轻轻地说,关起门来说,是千万不能让“中央”知道的。

几年之后,我也开始回忆,也有了写点散文的冲动,这时候我才意识到,童老师的散文虽平实老派,却又真实得一塌糊涂。而当我也终于写出几篇所谓的散文后,忽然发现我比童老师写得还土。我们都写到了故乡,都小草恋山,野人怀土,但我更灰头土脸,土得掉渣。想想也是,童老师的家乡青山绿水,我家住在黄土高坡,要说土,他岂能土得过我?

就这样,我又一次打开《苦日子甜日子》,重点阅读那里面描写故乡的篇章。开篇就是《远山》,远山还那么神秘吗?其中写到了坟山,坟山便是童老师的安息之地吗?童老师无法忘怀的是“家门前流淌而过的小溪”,那条小溪还安然无恙吗?童老师写到了祖母,写到她用积攒多年准备买寿材的四块银元供他上学的故事,而我则想起我写的《奶奶的记忆》,天下的祖母都如此疼爱长孙吗?童老师还写到母亲,“照片的故事”不但被他写入散文,更是被他在课堂上作为例子反复使用,我能见到那张照全了两只耳朵的像片吗?当我这么阅读着这本书时,童老师的散文就有了一种特殊功能。它是邀你走进风景的路标,是触发你记忆的引线。甚至,我还想到了《智取威虎山》,想到了许大马棒的先遣图。

不仅仅是我在读,妻子也不时抢过去读几篇,九个多小时的车程不再那么寂寞了。

想起了一首土得掉渣的老歌:

(合)收了工,吃罢了饭,

老两口儿坐在了窗前呐,

咱们两个学《毛选》。

(女)老头子(男)哎!老婆子

(女)哎!你看咱们学哪篇?

……

《风雨相随:在文学山川间跋涉》

到目前为止,童老师与散文随笔相关的书总共出过四本。《苦日子甜日子》出版最早,它的副题是《童庆炳美学随笔》,其实是一半散文,一半随笔。许多年之后,《风雨相随:在文学山川间跋涉》(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面世,这本书是“京师学术随笔”之一,所收录的自然也就全部是随笔了。专门的散文集子是《旧梦与远山》(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但遗憾的是它却姗姗来迟,童老师并没有见到它的真容。去年2月初,童老师告诉我又在编一本散文集,但直到他老人家去世之后我才打听出这个集子的下落。这本书名为《又见远山又见远山:童庆炳散文集》,今年4月已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书中分为十大主题:家园篇、亲情篇、求学篇、师长篇、同窗篇、从教篇、读书篇、行路篇、纪游篇和感悟篇,计有150篇文章收入其中。它们并非全部新写,但我也意识到,在童老师所有的散文集中,这本书肯定收录最全。

《旧梦与远山》

于是,有必要谈谈童老师的散文写作了。

首先拎出一个问题:童老师的本职工作当然是写论文,为什么他却写了那么多的散文?

翻阅《苦日子甜日子》的“自序”,答案似并不明显。那里面只是谈到,因黄药眠先生教导,童老师曾写过两部小说。[1]此后,他则“完全‘陷入’研究生的指导工作和其他教学工作中。创作冲动虽常有,甚至还写了一部长篇的草稿,但始终没有勇气拿出去。只是偶然应各种需要写点散文和随笔。”(第2页)他还说,那些有关吃、住、游览、读书、教书、研究等生活的散文,“不是刻意写出来的,往往是应别人之约而写的”(第3页)。也就是说,童老师写散文,并非有意为之,而是不经意的产物。

但查阅资料,也核查《旧梦与远山》中每篇散文的写作日期,我还是发现了一个小秘密:童老师在1980年代以前似只写过一篇散文——《风沙中的胡杨、红柳、白刺——悼念黄药眠先生》(《群言》1987年第12期),只是进入1990年代之后,他写散文的次数才多了起来,其中又尤以两个时期写得最多:1990年代中后期和2010年前后。从《旧梦与远山》一书收录的情况看,1998年8篇,1999年5篇,2010年6篇。其余的年份则零敲碎打,每年不过一两篇或两三篇而已。

这说明了什么呢?很简单,说明童老师过了知天命之年后,他开始思乡了,怀旧了,他有了扯不断、理还乱的乡愁。“暮色苍茫中,又一次回到了数年不见的梦魂萦绕的故乡”(《祖母、小溪和山路》,第13页),[2]这是写于1991年的文字,那一年童老师55岁。而之所以“梦魂萦绕”,其中的原因之一可能是他回故乡的次数不多:“从1955年离开故乡,至今已三十余载。期间六次还乡,每次在家住十天半月,……”(同上文)而在1993年写成的一篇散文中,他似乎说得更加直接:“我很少回故乡,直到近几年,父母年迈多病,我也觉得自己老了,真是‘鸟近黄昏皆绕树,人当岁暮定思乡’,我回故乡的次数才多起来。”(《柴路弯弯》,第22页)

接下来的问题便是,为什么童老师回故乡的次数如此之少?记得在莒溪时,我曾把这个问题抛给了童老师的大弟弟童庆炎老人,没想到老人幽了童老师一默:“那是他不爱我们,不爱家乡吧。”但事实上,从童老师的散文中,从他生前平时的言谈话语中,我能感觉到他对故乡的爱是刻骨铭心的。既如此,为什么童老师不常回家看看,以解思乡之苦?

我意识到的两个原因是这样的:其一是路程远,其二是工作忙。

因为去了一趟童老师的老家,我也就亲自丈量出了北京至莒溪的距离,计算出了路上花费的时间。从北京南站乘高铁至福州,2011公里,需9小时20分钟;从福州坐动车到三明北,195公里,需1小时10分钟;从三明北坐汽车走高速至连城,约150公里,需要花上俩小时;从连城经朋口到莒溪镇,约30公里,但朋口之前是国道,朋口之后便是水泥铺就的普通公路了,乘汽车也得一个多小时。如果马不停蹄,衔接顺利,北京至莒溪总共需用十三、四个小时。

这是2015年的时间、距离和速度。但上个世纪90年代呢?80年代、70年代和60年代呢?当童老师坐绿皮火车,再换乘跑不起来的长途汽车回故乡时,是不是需要三天三夜、五天五夜乃至八天七夜?这些童老师都没讲过,但他写到过第一次来北京的艰辛:“1955年,我完全出于偶然考上了北京师范大学。我的老家是福建龙岩地区。当时福建省还没有铁路,最近的铁路车站是离我们千里之外的江西鹰潭。我和考上北师大的两位同学拿到入学通知书之后,最发愁的事情莫过于如何去好几千里之外的北京。在我们的感觉中,北京似乎远在天边。”(《五十年代的人情》,第115页)“‘宁化清流归化,路隘林深苔滑’,毛泽东所形容的正是我们家乡路途的情景。”(《高考1955》,第101页)而在即将出版的《童庆炳口述历史》中,他来北京的初次之行也有了更多的细节:从连城到闽北邵武,长途车走走停停,用时一个多星期;从鹰潭到上海,坐慢车,走了整整两天;为省钱,从上海到北京依然坐慢车。“这慢车从上海出发,要三天三夜才能到北京。这车是所有的小站都要停,农民种地挑着肥上来,下一站下车去施肥。”结果,他从老家来到北京,整整用去了半个月的时间。

在关山迢迢、交通不便的年代里,童老师回一趟老家必须考虑时间成本和经济成本。这很可能是他回家少的原因之一。

还有工作上的事情。童老师说:“1985年开始的几年对我来说是一个‘忙季’。当时我在北师大研究生院担任行政职务,同时又一下子招进了十三个硕士研究生,与此同时又协助黄药眠先生指导六位博士生。这还不够,我又不自量力地申请到了国家社会科学研究‘七五’规划的一个重点项目——心理美学(文艺心理学研究)。”[3]这里说的是80年代,而90年代的童老师也没消停,用我们这里的官方说法是,他带领文艺学团队打过“四大战役”。90年代末直至他去世,我则是他忙碌的目击者和见证人之一。他单枪匹马不歇气地写论文,出专著;他带着几哨人马一本接一本地编教材——既有大学的文学理论教材,也有高中语文教材;他担任了所谓的“马工程”首席专家,既要平衡各路观点,还要平衡各种关系;他以70岁高龄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举头望明月,低头做课题;他老夫聊发少年狂,率先写出六万字的《清白传家图》,计划打造“汤文凯系列”,欲与《哈利·波特》试比高……。在我的眼中,童老师忙得昏天黑地晕头转向天翻地覆慨而慷,他哪里还有时间常回家看看?

这么说,现实中回不了老家的童老师就只能在梦中、追忆中和怀想中过一把“近乡情更怯”的瘾了?

是的,我想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1950年代中前期的童老师(后排右一)

常回家看看和三、五年回家转转,或十年八载才回家走走,其感受、心情是断然不一样的。回去得勤,故乡便是不断温习的课本,那里的草木山水也就不再新鲜;回去得少,故乡就成了日益荒疏的功课,成了熟识的陌生人。于是,见眼前景物,访旧日故交,叹物是人非或人非物亦非,惊愕、惊慌,感慨、感伤,宛然若在、怅然若失,白日放歌须纵酒,黑夜无眠衣被凉……一切的一切,都像打翻了五味瓶,一古脑儿地涌过来,漫开去。这时候,虽吃在故乡,睡在故乡,故乡却已不是儿时港湾,而是靠不到岸边的一叶帆船。

当我说出这些时,其实也是在描述我自己的心情和感受。还记得那是2009年,八年没有过年回家的我一回到故乡,就被那里的一切击中了。我惶惶然欣欣然也戚戚然,不知身在何处,不知如何是好。“我冒了严寒,回到了相隔二千余里,别了二十余年的故乡去。……我的心禁不住悲凉起来了。”这是鲁迅先生《故乡》的开头两段。许多年之后,我们是不是依然重复着先生的心情,或者是比他心情更为复杂?

起码,童老师的心情是复杂的。

我发现,近二十年来,童老师每返乡一次,心里就黯淡一次,焦虑一次,疼痛一次,因为他所见到的故乡已今非昔比。例如,在1998年的一篇散文中,他发现“家门口的溪水变小,简直成了小水沟,那些可以游泳的深潭当然也变成了小水坑”。而“村子里那些樟树都消失了,连小学后院那株樟树王也不见了。我为此感叹了很久”(《消失的樟树》,第62页)。他还说:“在山谷口的山路上,我们看到了‘封山育林,禁止通行’的牌子。抬头望去,原本有各种各样茂密的树林的山梁上,已经裸露出红色的土地,原本是湛蓝的天空变得灰朦朦,刚刚植上去的小树在微风中抖动,整个山林失去了活力。望着这景象,我的心不禁悲凉起来……”(同上文,第62-63页)瞧瞧,除了心情,连最后一句的句型都与鲁迅先生高度相似。

又十年后,童老师重回故乡,那时他已不是“悲凉”了,简直可以说是痛心疾首。他哀“河水之殇”,叹“故乡沦陷”,怀想早已消失的“母亲的手艺”。返京之后,他逢人便讲(光我就听他说过好几次),也急迫地用文字描述着、批评着、大声疾呼着,言词竣急,完全失去了写散文所必需的冲淡和平和:

现在,人的确有饭吃,有衣穿,这不假。但河水严重污染了。这次回家,我关心的就是河,刚放下行李,就来到儿时嬉戏的河边。河滩上的白白的细沙和小石头已经消失了,河水变成一条深沟,河床是黑的,流着黑色的水,连一条小鱼也没有。河边的生活垃圾往河里滑。河里传来一种气味。弟弟说,这是猪粪、鸡粪的味道。原来在河水流过的地方,不断有人家让猪粪、鸡粪自由地流到河里。上游的树木遭到过度砍伐,蓄水功能大大削弱,所以河水很小。

……

河水在哭泣,河水在呜咽,我的心也在哭泣和呜咽。我们为了眼前的某些利益,而失去了宝贵的自然的馈赠——清清的河水。(《故乡的沦陷》,第70-71页)

2015年10月3日下午6时许,我与几位弟子终于走到了童老师不断言说的那条莒溪旁。河水不大不小,不清不浊,乌油油,亮闪闪,在夕阳晚照中泛着微光。河上有石桥,河的两边有树有草有房子,参差错落,谈不上有多美也说不上有多丑。在我这个从黄土地里走出来的外乡人看来,能有这么一条小河穿村而过,日夜不息,好赖也是一道风景了。所以,我没听到河水的呜咽,没看到河水的哭泣。当然,我也没看到河里有一条鱼。

但是,在童老师眼中,这条河已变得丑陋无比,因为那已完全不是他记忆中的模样。他记忆中的小溪又是什么模样呢?让我们看看他的这一处描述:

家门前流淌而过的小溪,则是我童年的快乐的源泉。湍急的溪水从石滩上欢快地跳着,恰好在我家门前不远处形成了一个深潭,水流清澈见底,游鱼如织,我几乎每天都在这里游泳、抓鱼。最可喜的是溪边有一温泉,每当我和同伴在清凉的溪水里玩得打起冷颤时,我们就跳进温泉。我们在溪水与温泉之间跳进跳出,冷一阵,热一阵,这简直是一个极乐世界。最有趣的是用蚊帐布做圆圆的“乌龟壳”捕小鱼。我从“乌龟壳”的洞口中撒上一点豆腐拌酒糟,然后用石头把它沉入水底,那手指大小的成群结队的小鱼经不住酒糟香的诱惑,就一条一条钻进“乌龟壳”中,我在岸边观察着、注视着,当我看见我的捕获物已进去不少了,就拿着一块瓦片,轻手轻脚地无声地靠近水中的“乌龟壳”,并把瓦片猛地一下封住洞口,然后慢慢地把“乌龟壳”端起来。当“乌龟壳”离开水面的那一刹那,我立刻感觉到许多鱼在里面跳动,而我那时的快活绝对比一个作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时的快活,要强十倍、百倍,比一个将军赢得一场艰难战争时的快活,也要强十倍、百倍。(《祖母、小溪和山路》,第16页)

这是童年的欢乐,也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欢乐。但掐指算算,这种欢乐发生的时间却是上个世纪40年代。也许它还能延续到70年代甚至80年代,但90年代以来,当市场化的战车轰然前行时,一切都发生了变化。这时候,作为学者的童老师谈得最多的话题之一是什么呢?是人文关怀与历史理性的矛盾与冲突,是“我们需要市场化,我们同样也要批判市场化”(同上文,第77页)的纠结与无奈。于是我便想到,当我们去思考一个学人的高头讲章时,一定不能忘记他情感体验的参与,也一定不要忘记那些“压在纸背的心情”。[4]因为在童老师那些谈论审美、文学理论和文化诗学的文章中,我分明看到那条小溪流淌其中,裹着文字汨汨而行。小溪时而清澈,时而污浊,那些文字也就有了不同的颜色,发出了不同的声音。

童老师的心情、体验和散文滋润了他的理论,这确实是好事,但他的故乡却实实在在是变了。于是我又想到,他回老家少固然是因为路程远和工作忙,可是,当故乡成了他的伤心之地后,他还会有回去的冲动吗?当这种冲动时有时无、时高时低,童老师又该怎样面对他的故乡?莫非是“朝卷帘看,暮卷帘看,故乡一望心一酸”?

但这又是重复,不仅仅是心情,还有动作。

童老师大一期间在北师大教学楼前,1955年

其实,许多时候我们都在重复。我们忆到了儿时欢乐,古人早已有“忙趁东风放纸鸢”;我们生出了绵绵乡愁,古人早已有“秋来处处割愁肠”;我们写出了梦里家山,古人早已有“天不教人客梦安”。很大程度上,文学实际上就是重复,但这种重复并非没有意义。重复了前人的体验,我们才理解了前人;唱出了前人的歌谣,前人才照亮了我们。文学当然有创新,但那种七情六欲却是亘古不变、周流不息的。唯其如此,才有了所谓的“原型”、“母题”或“故事形态”。

就这样,在重复着古人的心情和意绪中,童老师开始怀旧了。而他的每一次描述,也往往会让我怦然心动,把我的记忆唤醒。他写小时候家里穷,颠来倒去吃番薯,番薯甜成了恶心(《饥饿的味道》,第5页),我则想起顿顿吃完就烧心的高粱面圪条;他说母亲送他到朋口搭汽车开始北京之行时,空前绝后地哭了一场,语无伦次地说着:“北京‘寒人’(冷),要多着衫。实在有困难要写信给家里讲,我会给你寄布鞋。”(《母亲》,第28-29页)我又想起自己高考落榜后母亲扑簌簌掉下来的眼泪;他在祖母去世四十三年之后描摹祖母的那双手,依然栩栩如生:“她那双瘦弱的却像有魔力的手,连同那如同雕刻上去的纹路、凸起的青筋、割裂的伤口,连同那微微抖动的样子,此刻都在我的眼前幻化成故乡黄昏时分的七彩霞光。”(《祖母的手》,第40页)我的奶奶也是那样一双青筋暴突却怎么也闲不住的手啊;他甚至自暴其性格成因:“我在家里是老大,……是以听话出名的,从不违拗父母的意见。……我在家里是一个温顺而又倔强的孩子,对父母和长辈都很温顺,干起事情来却很倔强。”(《月季》,第44-45页)我也是家中老大,老大的性格是不是都有某种共性特征,就像巴金《家》里的高觉新?童老师写到这些的时候,点点滴滴,详详细细,贴心贴肺,令人唏嘘,至少是引起了我的许多共鸣。

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共鸣?可能是我的经历、体会乃至家庭结构都与童老师极为相似。记得那是2010年,我有两次单独与童老师坐火车外出,长途跋涉,恰巧那年我的老家出了点事情,于是家事就成了我们聊天的主要话题。只是那时候我才意识到,我与童老师都是家中老大,都有两个弟弟一个妹妹,都是老大远离故土而弟弟妹妹却全部窝在乡下,而且,也都是老大要承担着这个大家庭的更多责任,出钱出力出主意。谈到家里小时候的贫寒,俩人的经历也大同小异。那时候我就恍惚感到,一者是四、五十年代的生活,一者是六、七十年代的感受,但一切又仿佛如出一辙。胡风在1949年写过一首长诗——《时间开始了》,可“开始”之后,为什么我与童老师相隔二十年的乡村记忆居然没有太大区别?

这么说,当我真正开始怀旧的时候,不过是对童老师的重复?

而细读他那些关于故乡的散文,我也发现他确实有乡愁,确实是怀旧,这是怎么也装不出来的。因为在那些与故乡纠缠在一起的文字中,“梦见”、“思念”的频率出现得最高,那应该是一种老年人的心态,是“昨夜闲潭梦落花”的真实写照。他说:“终于有一天,我来到了北京,一住就是四十年。期间,跑了好几个国家。然而,故乡的远山并没有在我的心里消失,我在梦中频频梦见它。”(《远山》,第2页)他又说:“故乡,日思夜想的故乡啊,你就是我的生命的一部分。我只在你那里生活了十五年,可是我满脑子记住的就是你。我已经在北京生活了五十五年,从19岁开始来这里上大学,除了有几年在国外任教外,我就没有离开过北京,但我从不把自己当成北京人。我只是觉得北京是我的客居之地,是临时的客居之地,我很少把北京的变化放在心上。”(《故乡的沦陷》,第80页)而在同一年写的另一篇散文中,童老师把怀乡之情写得更细腻了:

我自己在闽西故乡,只生活了十八年,我在北京生活了五十五年。可思念故乡之情,如影随形,无论是白天还是晚上,无论是清醒的时光,还是在朦胧的梦中,在你面前晃动的,总缺少不了故乡的面影。每当乡愁冲动并无法解决之时,就要去买火车票,不远千里万里,走上返乡之路。你在故乡的旧屋里,看到了似乎是熟悉的又是陌生的;你在田间的小路上徘徊,甚至要和小时候的朋友重走童年砍柴的山路……但不用十天半月,你又思念北京,北京那条住过的胡同,那座你住过的楼房,那个你常去逛的公园,那个你讲过课的教室,那个你好久都不想的老师和朋友,又频频出现在你的梦中。怎么回事?你怀念故乡,你这不是回来了吗?你怎么又想起北京来了?原来你在北京生活了半个多世纪,北京已经是你的第二故乡,你思念它,这是理所当然的。于是,你又急不可待地要返回北京。你这样在福建和北京之间徘徊是怎么回事?原来这是怀旧。(《怀旧》)[5]

以上三段文字有一个共同特点:童老师开始念叨北京了,北京于是成为怀旧中的一个维度。但在《故乡的沦陷》中,北京仅是“客居之地”;而在《怀旧》中,北京则成了“第二故乡”。乍一看来,这种定位好像有些矛盾;细细一想,两种说法却都有道理。相对于故乡而言,北京自然永远是“客居之地”,我想这不仅仅是童老师一个人的感受,也是许多像我这样在北京打拼者的共同心理。但是,与这个原来沙尘暴如今雾霾天的城市耳鬓厮磨,自然又会日久生情。这时候,北京已不再外在于“我”,而是成了“我”生命的一部分。我曾无数次听童老师讲起过北京,讲他当年参与建设北师大校园的艰辛与欢乐。讲述着这些时,你会发现他如数家珍,比老北京还老北京。若无“第二故乡”之情,他的记忆岂能如此历久弥新?

于是,他在北京时思念故乡,他回故乡后又想念北京。还乡可以缓解思乡之痛,所以他需要还乡。但乡村世界只有情感的纽带,却不可能有事业的支点,何况故乡早已山河破碎,今非昔比,所“怀”之“旧”已下落不明?这样,他又必须收拾起“田园将芜胡不归”的心情,赶快打点进城的行囊。可一旦回到北京,他又开始想家了,怀旧了,故园东望路漫漫,双袖龙钟泪不干。于是他又盘算起下一次的故乡之旅。结果,情感在两个故乡之间穿梭往来,怀旧在两个世界中没着没落。

大概这就是我们与古人的最大区别。古人可以告老还乡,归田园居,我们恐怕不能;古人也会怀旧,但是,当他们“少小离家老大回”时,肯定能与那个不断忆念之“旧”实现无缝对接,因为“旧”还是原来之“旧”,不会“千里来寻故地,旧貌变新颜”。而我们的“旧”或者已支离破碎,或者已无影无踪,人似秋鸿来有信,事如春梦了无痕。而失去了“客观对应物”,怀旧就只能在记忆中苟延残喘。我老家的村前原本也是有一条河的,那是北方的河。夏天河水暴涨,浑浊成滔滔洪流。春秋时分,它又瘦成了浅浅的溪流,踩着搭石便能移步对岸。如今,这条河已彻底消失。阔大的河滩上,一边是丹河湿地工程,一边建成了本地规模最大的阳光驾校。故乡已是这般模样,我的“旧”又该如何去“怀”?

我想到了博伊姆对怀旧的区分。在他看来,怀旧可分为两种类型:修复型怀旧强调“怀旧”之“旧”,试图重建失去的家园,也试图弥补记忆中的空缺;反思型怀旧注重“怀旧”之“怀”,那是无法愈合的伤口,也是痛彻心扉的悼念。[6]这么说,童老师的怀旧能归入其中的哪种类型吗?进一步追问,除了博伊姆归纳的这两种怀旧,是否还存在第三种类型?怀旧除了让童老师写出了故乡系列的散文,究竟还让他意识到了什么?

童老师与曾恬老师

我在前文提到了理论建构时情感经验的参与,现在有必要展开这个问题了。

在童老师的所有身份中,师者和学者应该是首当其冲的。师者,传道授业解惑——解别人之惑,也解自己之惑;学者,著书立说思考——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解惑需要问题意识,思考又需要思维材料。而熟悉童老师的人都知道,他是几十年如一日,不知疲倦地把文学问题、审美问题纳入在自己的思考范围之内的。他甚至颇为自谦地表白:“现在大家叫我为文学理论家,在我心中则始终认为自己是一名文学爱好者。因为爱好,转为热爱,转为挚爱,转为玩赏,转为享受,于是开始思考文学各类现象和问题,开始教文学理论课,开始写所谓的文学理论‘论文’和‘专著’。”(《风雨相随·自序》,第2页)那么,问题来了:既然要著书立说,他写作的动因何在?他思考的源泉又在哪里?

我的推测是这样的:虽然童老师的许多思考与书本有关,但在很大程度上,现实生活的经验和体验又参与了他的思考。学者也有多种类型,但有一种类型却并不多见。这种学者能随物以宛转,与心而徘徊;笼天地于形内,挫万物于笔端。最终,他把生活问题学术化了,同时又把学术问题生活化了。在我看来,童老师就是这样的学者。也就是说,他的所思所想虽大都聚焦于学术问题,但生活中的所见所闻所感所悟,却往往占据着不小的比重。

比如,他写《祖母、小溪和山路》,落脚点是“三大馈赠”和“三组象征”,它们“犹如鼎之三足,这也就是我的生命之鼎”(第17页)。而延伸至文学,他则有了如下判断:“民主精神、人文主义和诗意关怀是人的精神生活之鼎,鼎有三足,鼎足而立,人在大地上就站稳了。”[7]如此,前者是不是参与了后者的思考?再比如,他写《月季》,落脚点是“主体的需要与美密切相关”(第47页)。而当《“美在关系”新探》成为他晚年反复演讲的一个学术题目时,[8]那里面就有他挥动柴刀猛砍月季枝条的生活例证,有“美不自美,因人而彰”的总结陈词。如此,后者是不是汲取了前者的养料?明乎此,怀旧如何进入到他的理论思考中并与其理论融为一体,也就变得不难理解了。

有必要再次面对他那篇《故乡的沦陷》,但此文的结尾段却有可能被人忽略。童老师在此处写道:“也许我的故乡这一切对别的人来说,都很普通很平凡,普通得像到处都可看到的东西,平凡得像萝卜和白菜。但我的内心不会同意这种评价。‘情以物兴,物以情观’。我是一个游子,不能不带着游子的情感来回忆、思念我的故乡。故园情是人的一种特性。我的故乡是我的风景,不是你和他的。”(第82页)表面上看,这不过是在解释故乡的风景为什么对他如此重要,但不同寻常的是,他在这里特意用上了《文心雕龙》中的句子——“情以物兴,物以情观”。更不同寻常的是,查阅他的博客,此文的末尾不但注明了写作日期(2010年8月8日),而且还特意跟上了书中被拿掉的一句——“‘物以情观’之二”。[9]既有“之二”,便应该有“之一”,“之一”又在哪里呢?其实就在此前那篇《王青的窗口》中,那是写于8月6日的博文,“‘物以情观’之一”紧随其后。而就在那一年的9月,他还完成过一篇重要论文:《〈文心雕龙〉“物以情观”说》(刊发于《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11年第5期)。

发现这条线索后,我像福尔摩斯一样有些兴奋。但是且慢,为了说清楚“案情”,我得硬着头皮谈一谈童老师的这篇论文了。

必须承认,虽早在1999年我便听过童老师整整一学期的《文心雕龙》研讨课,甚至还搜肠刮肚写了篇论文,但时至今日,我依然是《文心雕龙》的门外汉。在我这个门外汉看来,童老师通过思考“情以物兴”和“物以情观”,解决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创作发生学问题。此文从“为情而造文”的针对性和现实感谈起,继而探讨“移入与移出”——情感在文学创作中的运动,最终落脚在情感表现的三种形式赋比兴上,可谓思考严密,创见一新。实际上,此文也是对刘勰《诠赋》篇中一组名句的再解读。刘勰说:“原夫登高之旨,盖睹物兴情。情以物兴,故义必明雅;物以情观,故辞必巧丽。”童老师解读道:“‘情以物兴’是情感从外物移出到作家的内心的过程,‘物以情观’则是情感从作家内心移入到对象的过程。”[10]经过一番论证之后,他终于找到了他梦寐以求的答案——“审美”就是“物以情观”:

“审美”成为当今社会的一个流行词语。但审美是什么?审美是怎样形成的?对此问题,有各种各样的回答,我一直在寻找一个最为简捷的答案。在研究了刘勰的《诠赋》篇后,我终于找到这个最简捷的答案,这就是“物以情观”。“观”不是一般的观看,观看中有感受、有体验、有评价,有更深的含义。诗人观看泰山,仅仅是观看吗?不是。杜甫带着自己的情感去观看泰山,观看之后,就有很多感受和体验,并做出了评价,最后“联辞结采”,写出了《望岳》,……为什么我把刘勰的“物以情观”看成是对“审美”的简捷的回答呢?这与我对审美的理解有关。我认为审美是情感的评价。[11]

关于审美的答案确实多种多样,但就我目力所及,似乎从来还没有人寻找到如此简捷又如此意味深长的表达。什么是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化呢?这就是。而童老师之所以能找到“物以情观”,一方面自然得益于他对《文心雕龙》长达二十年的潜心研究;另一方面,他的乡愁与怀旧,他在现实生活中的感性经验,也极大地作用于这一问题。甚至极端一点说,他是要通过“物以情观”,解决自己审美过程中的一个巨大困惑:为什么他有乡愁?为什么他要怀旧?为什么故乡只是他的风景而像我这种外乡人站在那堆风景面前不过是一个观光客?而为了解决自己的这一困惑,他实际上很早就开始铺垫了。例如,在《文学活动的美学阐释》中,他就曾把艺术创作和欣赏看作是“一个游子寻找家园的活动”。他说:

远离故乡的游子,不论他在事业上搞得如何轰轰烈烈,都会经常有一种乡愁冲动。每当夜深人静之际,白天恼人的事还未从脑际退出,一股乡愁就会悄悄爬上心头。故乡的小河从眼前潺潺地流淌而过;土路上缓缓而行的牛车似乎在对他咿呀咿呀唱着美妙的歌;暮色中袅袅的炊烟,似乎在频频向他招手;而老母亲慈祥的脸上像渔网一般的皱纹则催下了他的泪水……可他的心平静下来了,他的呼吸均匀了,他在故乡的抚慰下入睡了。不知哪一个夜晚,这一幕又重演。[12]

这是以狭义的故乡作比,而文学艺术则被童老师看作广义的故乡,精神的故乡。为了让创作、欣赏与精神家园紧密相连,他又在狭义的故乡那里大做文章:“就狭义的故乡来说,它为什么会那样牵动游子的心,为什么永远会引起游子的乡愁冲动?这主要是因为故乡有游子所熟悉和爱恋的人、事、景、物,情感、氛围和难忘的童年。在时间与空间的距离都已拉开的情况下,功利考虑变淡,连童年在故乡饿肚子、挨打骂的经历,仿佛也化为了一首甜美而深沉的诗。”[13]正是通过如上描述,童老师终于在情感共鸣、非功利等层面坐实了文学艺术与故乡之间的关系。既然文学就是带人回到精神故乡,它就不可能与怀旧划清界线。说得极端些,美文佳作往往都是怀旧之笔的咏叹。为什么怀旧之笔更容易变成艺术佳作呢?这个问题童老师也思考过。《百年孤独》的那个开头句非常著名,童老师也早就注意到了。于是他先是琢磨那个句子,既而联想到苏轼《江城子》、曹雪芹《红楼梦》和鲁迅《祝福》、《伤逝》的开头,由此形成了如下结论:“艺术的感情是再度体验过的感情”,“再度体验是变非艺术感情为艺术感情的不可缺少的中介。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许多名著都以一种怀旧的情调来讲述故事。”(《风雨相随·怀旧情调与作品的开头》,第209页)

凡此种种,其实都可以看作童老师寻找“审美”最终答案的准备过程。而当他终于找到刘勰那里,终于发现“物以情观”后,他开始两眼放光了。可以说,“审美”问题是童老师毕生用功发力之所在。他寻寻觅觅一辈子,终于在晚年解决了审美的定义问题,而解决的途径则是不断地重返——返到《文心雕龙》,返到传统文化。正是在这种学术还乡中,他为自己的“文学审美特征论”画上了一个完美的句号。

由此再来琢磨他在现实中的还乡之举,怀旧之念,它们也就获得了一种更为丰富的意义呈现。中国文化中素有“少小逆反,老大皈依”的传统,在不经意间,童老师已走进了这个传统之中。而在怀旧的层面,无论他是写论文还是写散文,其实都可以看作是他对自己举动的一种诠释。所不同者不过在于,论文在理性的水面游弋,散文则在感性的天空盘旋,两者互文见义,又殊途同归,共同指向了童老师的某种情结,指向了他的深层心理世界。

于是,童老师的怀旧依然是怀旧,但他怀成了文学之旧;童老师的还乡也依然是还乡,但他还到了审美之乡。而无论是文学之旧还是审美之乡,又都关联着他的童年经验和乡村记忆,这样,他就必须回家。

果不其然,在经历了八十年的风风雨雨之后,他终于回家了。

这是一次很传统的民间丧葬仪式

是的,童老师终于回家了,回到了生他养他的土地,回到了他朝思暮想的故乡。

因为定于子时下葬,那天下午我们四点多才到达莒溪,童老师的弟弟和妹妹早已在那里迎候。八十而亡故,在乡下来说自然算是喜丧。事情也过去了三个多月,亲人们已无悲伤之色。童老师的大弟弟老成持重,很有村支书的派头;童老师的妹妹生动活泼,见来人多,她忙不迭地跟我们唠嗑。唠几句她就感叹一番:“你们这么爱我哥哥,太感谢你们了。”事后我才知道她叫童银银,属羊。

我计划对童庆炎老人做一次访谈。晚饭后,童老师的侄孙童文学把他爷爷和我带到他自己的那院房子里,远离了“办事”前的喧嚣。就是在这次访谈中,老人给我透露了一个秘密:2011年11月童老师回老家时,他曾问过他哥哥百年之后的打算,那时的童老师还没有叶落归根的意思。他说:“我是北京人,我的去处是八宝山公墓。”但两年之后,他却改变了想法。而在我的印象中,也正是从2013年起,童老师频繁地与我们谈起了他的身后事:遗嘱,捐赠,藏书的去处,老家的坟墓。他甚至想象着谁会在他的坟前唱歌,把坟唱醒。谈论着这些时,他神色淡然,甚至常常是笑谈。那是参透生死问题之后的明白话。

为什么不到两年童老师就有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呢?莫非他厌倦了“人生无处不青山”之后开始信奉“埋骨还是桑梓地”?是不是因为守着家园故土他才会永远告别乡愁,不再怀旧?或者是不是只有如此这般才能真正做到“情以物迁,物以情观”?

也许是这样的。或者,肯定是这样的。

晚上10时许,我们开始向寺背山出发了。这是一次很传统的民间丧葬仪式,却又加进了许多现代元素。童老师的儿子抱着骨灰盒,一大群人尾随其后,火把、手电筒的亮光闪烁在漆黑的夜里。鞭炮声此伏彼起,吵醒了刚刚进入梦乡的坟山。乐队穿制服,戴大盖帽。他们敲打着,吹奏着,时而民乐,时而军乐,把《边疆的泉水清又纯》和《走进新时代》混搭在一起,立刻就有了喜兴。上山的羊肠小道果然难走。坟墓果然修在半山腰上。葬礼果然延续在整个子时(晚上23时至凌晨1时)。坟墓的周边燃起五堆篝火,火星与浓烟飞向夜空。夜空繁星点点,深邃清爽,仿佛被洗得干干净净。半个月亮爬上来,这里没有梳妆台。很久没有看到这样的夜色了。砌墓的工匠头顶探照灯紧张地忙碌着,像在井下作业的矿工。相礼先生一遍遍地念着祭文,客家话抑扬顿挫,听不懂却很好听。童老师的儿子一遍遍地磕头,他被摁下去又被搀扶起,行最后大礼。音乐停下来了,一下子显出人声的喧哗。76岁的童庆炎老人开始向半山坡爬去,他呵斥着似乎也表演着:“赶快给我吹打起来,再这么偷工减料,不给你们开工钱!”乐手立刻抖擞精神,笙管铜号中马上响起一曲旋律,是台湾校园歌曲:“走在乡间的小路上/暮归的老牛是我同伴/蓝天配朵夕阳在胸膛/缤纷的云彩是晚霞的衣裳……”

好像这才比较靠谱。似乎这才开始搭调。也许这才是童老师喜欢的音乐。

在乱哄哄的场面中,我端着相机,用八分之一秒甚至四分之一秒的速度捕捉着一些画面。四位女弟子进入我的镜头,她们并排站在窄窄的塄坎上,眼帘低垂,面容悲戚,浑身上下被眼前的篝火映照得红彤彤一片。

脑海中忽然闯进了海子的几句诗:

荒凉的山冈上站着四姐妹

所有的风只向她们吹

所有的日子都为她们破碎

……

2016年1月10日初稿,8月6日改定

原载《南方文坛》2016年第6期

[1]这两部小说分别是《生活之帆》(童老师与其夫人曾恬合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和《淡紫色的霞光》(上海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

[2]因后文所引多出自《旧梦与远山》(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一书,故除特别说明外,随文只标该书篇名和页码。

[3]童庆炳主编:《现代心理美学·后记》,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768页。

[4]“压在纸背的心情”是陈平原先生反复使用的一个说法,具体解释可参见查建英主编:《八十年代:访谈录》,北京: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137页;陈平原:《大学何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78-279页。

[5]此文首发于科学网童老师的博客(参见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77237-327952.html),但似未收入已出版的散文随笔集中。

[6]参见[美]斯维特兰娜·博伊姆:《怀旧的未来》,杨德友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0年版,第46,62-63页。

[7]《童庆炳文集·精神之鼎与诗意家园》第三卷,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379页。

[8]仅笔者就听童老师以《“美在关系”新探》为题做过两次演讲,一次讲于山东师范大学(2010年6月7日),另一次讲于北京师范大学本科生的课堂(2011年3月3日)。超星学术视频是对他第二次演讲的实录。参看http://video.chaoxing.com/play_ 005795_100452.shtml.

[9]此文发表于博客时名为《故园情》,在书中变成了《故乡的沦陷》中的一节文字,名为《我的故乡是我的风景》。博文参见: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277237&do=blog&id=351123.

[10]《童庆炳文集·〈文心雕龙〉三十说》第七卷,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437页。

[11]同上书,第445-446页。

[12]《童庆炳文集·文学活动的美学阐释》第二卷,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344页。

[13]同上书,第3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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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凤凰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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